《治愈的屠宰》

作品信息

作者: [美] 琳赛·菲茨哈里斯

原作名：The Butchering Art: Joseph Lister's Quest to Transform the Grisly World of Victorian Medicine

正文

医学窥秘癖不是什么新鲜事。它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灯火昏暗的解剖大厅——在那里，屏息凝神的观众看着被处决的罪犯被解剖，作为对其犯罪行为的额外惩罚。观众凭票入场,看着解剖者切开尸体因逐渐腐败而膨胀的腹部，从切口处涌出的不仅有血液，还有散发着恶臭的脓液。间或，阴森恐怖的现场还伴有轻松欢快而不合时宜的长笛小调。公开解剖成了一种戏剧表演，是像斗鸡、逗態一样流行的娱乐形式。不过，并非人人欣赏这种表演。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谈及这等经历时说道：“解剖大厅实在不堪入目！散发恶臭的尸体，青灰流脓的腐肉，血液，令人发呕的肠子，恐怖的骷髅，致病的蒸汽！相信我，[我]不会去这种地方找乐子。”

大学学院医院的手术大厅和伦敦的其他手术大厅大同小异。大厅有一个展示区，被半圆形的观众席围绕着；观众席一层比一层高，通向巨大的天窗。阳光透过天窗，照亮整片区域；在阳光被厚厚的乌云挡住的日子里，人们则用粗蜡烛照明。大厅中央摆着一张木质桌子，斑斑污迹仿佛讲述着往昔的“屠宰术”。桌子下面的地板上撒着一些木屑，用来吸收从断肢流出的血液。大多数日子里，在手术刀下挣扎的病人发出的尖叫和从外面街道上传来的日常噪声——孩子的笑声、人们的交谈声、马车的隆隆声——不和谐地交织着。

在19世纪40年代，外科手术是项肮脏的工作，充满了隐藏的危险，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手术。由于风险很大，不少外科医生甚至直接拒绝做手术，宁愿缩小诊治范围，只看诸如皮肤病、皮外伤等位于体表的疾病。侵入性的方法鲜少被使用，这也是手术日的手术大厅人满为患的原因之一。拿1840年来说，格拉斯哥皇家医院在这一年里只进行了120场手术。”只有在生死攸关、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医生才会选择手术。

内科医生托马斯·珀西瓦尔建议外科医生在两场手术之间更换围裙并清洁手术台和手术器材，但并非是出于卫生考虑，而是要避免“一切会引起惊慌的东西”。“他的建议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外科医生们穿着血迹斑斑的围裙，几乎从不洗手或清洗手术器材，踏入手术大厅时，浑身上下散发着明显的腐肉气味——被同行们亲切地称为“地道的医院味儿”。

利斯顿身高6英尺2英寸，超出英国男子平均身高8英寸，素以力量和速度著称——这两点在那个时代都是决定病人生死的关键因素。观众只要稍一走神，就有可能错过整场手术。据利斯顿的同事说，他做截肢手术时，“只见手术刀微光一闪，就立刻响起了推拉切割的声音，两个动作仿佛同时发生”。利斯顿的左臂据说十分强壮，他可以一边用左手按压止血，边用右手操控手术刀。这一绝技需要超凡的强健与灵巧—毕竟病人常常因为害怕和极度疼痛而奋力挣扎。利斯顿能够在30秒内切除一条腿。为了让双手自由活动，他经常在手术中用牙齿叼着沾血的手术刀。

不过，速度是一把双刃剑。有一回，利斯顿不慎将病人的睾丸连同需要截肢的腿一起切了下来。他最著名（但可能是讹传）的一起事故，是在某场手术中出手太快，以至削掉了助手的3根手指，并在更换手术刀时割破了一位旁观者的外套。这位倒霉的旁观者当场被吓死，助手和病人后来双双死于坏疽。有史以来，这是唯一一场死亡率为300%的手术。

对伦敦的居民来说，死亡很常见，但如何处置尸体却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教堂墓地快要被尸骸撑爆了，对公共卫生造成了巨大威胁。新翻过的土地时常会露出几根骨头。尸体被层层叠叠地堆在墓穴中，很多都只是露天大坑，摆着一排又一排的棺材。据说在19世纪初，有两个人不慎跌入一处20英尺深的埋葬坑，被腐败的尸体散发出来的气味熏得窒息了。
住在墓地附近的人也受不了这种气味。“伦敦东部的克莱门特巷背靠教堂墓地，那里腐泥沉积，散发出刺鼻的恶臭，居民只得一年到头紧闭门窗。在当地的恩隆教堂（Enon Chapel）参加主日学校的孩子们也难逃气味的折磨。在教室里嗡嗡飞过的苍蝇毫无疑问产生自教堂的地下室，因为那里堆着12000具腐烂的尸体。

在李斯特的学生时代，截肢刀之类的手术器械是细菌的天堂。时尚往往胜过了功能，许多器械都有装饰性的刻纹，装在天鹅绒衬里的盒子里，天鹅绒则沾着以前的手术留下的血迹外科医生威廉·弗格森（Wiliam Fergusson）推荐用乌木制作手术器械的握柄，认为在切割湿滑的静脉和动脉时，乌木握柄更易于握持。在19世纪，尽管金属器械的产量大大增加了，诸如木材、象牙、龟甲等传统材料仍在使用。直到1897年，还有一份商品目录上写着“我们不认为短期内金属握柄能够代替乌木和象牙”。

李斯特的第一个工具箱具备一名新手外科医生在其培训之初所需要的全部器械：用于锯断肢体的骨锯、用于分离组织的医用镊子、用于取出子弹等异物的探针。但是在李斯特带到伦敦大学学院的工具箱里，还有一种大多数同学都没有的工具——显微镜。在父亲的指导下，李斯特已经能够十分熟练地使用显微镜，并对这一科学工具的能力深信不疑。

和今天不同，当时的学生在求学期间无法避开死人，常常和他们解剖的尸体比邻而居。即便是不住在解剖学校附近的学生，也摆脱不掉这些可怕活动的痕迹，因为他们在解剖室里既不戴手套，也不穿戴其他护具。事实上，刚刚下课的医学生衣服上粘着血肉、内脏或脑浆的情形并不罕见。

停尸间里的尸体考验着每个踏入这里的人的胆量和镇定。就连最老练的解剖者都会时不时地遇上令人心跳加快的情况。詹姆士·马里恩·西姆斯——一位杰出的妇科医生——曾讲述过他在学生时代遇到的可怕事件。一天晚上，给他上课的教师正就着昏暗的烛光进行解剖，西姆斯不小心碰松了用来捆绑尸体、吊在桌子较高一端上方的天花板上的链条。尸体被其下肢的重量拉动，“猝然直立在地板上”，其“双臂强有力地搭上了”教师的肩膀。与此同时，原本放在尸体胸口上的蜡烛刺的一声熄灭了，整个房间一团漆黑。这名教师冷静地托住尸体的下腋，将它放回桌子上。这一幕令西姆斯目瞪口呆。他后来评论道，如果尸体搭在了他身上，他肯定会选择“任由重力处理”。

对新手来说，解剖室就是一个真实的噩梦。法国作曲家埃克托·柏辽兹曾是一名医学生。第一次踏入解剖室时，他便跳窗而逃，直接回家了。他后来回忆，那次经历“仿佛死神本人和他的全体喽啰对我紧追不舍”。他描述道，当看见“肢体横陈、头颅狰狞、颅骨开裂、满地血污”的场景并闻到“房间里充斥的恶臭”时，他只觉得厌恶至极。他认为，最糟糕的景象莫过于大鼠咬噬着血淋淋的脊椎，一群麻雀啄食着海绵状的残破的肺组织。显然，这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行当。

像19世纪60年代大多数医院的情况一样，皇家医院的病人主要是负担不起私人治疗的穷人。有些病人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许多医生把他们当成劣等公民，临床抽离经常到非人性的程度。李斯特却秉持贵格会的传统，对他病房里的病人表现出了超乎一般的同情心。当提到具体的病人时，他拒绝使用“病例”一词，而是选择用“这个不幸的男人”或“这个善良的女人”来称呼他们。不过，他建议学生们多用“术语”，这样才不会“说出或表露出任何可能让病人焦虑或惊慌的信息”——如今，这种做法无疑会被认为有违伦理，但李斯特是纯粹出于同情心提出的这一点。他的一名学生后来回忆起李斯特训诫器被管理员的事情，该管理员端着一个托盘进了手术室，托盘上摆满了手术刀，没有任何遮盖。这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迅速地往托盘上盖了一条毛巾，用和缓而悲哀的语气说：“你怎么能如此残酷地无视这位可怜的女人的感受？她要经历的苦难还不够多吗？何必让她看到赤裸裸的钢制器械，增加她的痛苦呢？”

李斯特知道，在医院接受治疗是一种可怕的经历，因此他有一条自己的重要原则：“每位患者，包括社会最底层的人，都应得到同样的护理和治疗，如同他就是威尔士亲王本人一样。”为了安慰那些住进他负责的病房的孩子们，他做了远远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努力。李斯特手下的住院外科医生道格拉斯·格思里晚年曾讲过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因膝盖脓肿入院的小女孩。在李斯特为她处理并包扎了伤口之后，这个小女孩把她的布娃娃递给了这位外科医生。他温柔地接过她手中的玩具，发现这个布娃娃少了一条腿。随后小女孩在枕头底下摸索了一阵，然后——让李斯特忍俊不禁地——摸出了布娃娃的断腿。他查看了一下这位新“病人”，表情沉重地摇了摇头。李斯特问格思里要了一根针和一点儿棉花，小心翼翼地把断腿缝回到布娃娃身上，然后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喜悦把它还给了小女孩。格思里说小女孩“棕色的大眼睛传达了无尽的感激，但两人都没有说话”。外科医生和小女孩完全了解对方的心意。

塞麦尔维斯相信，引起产褥热的不是瘴气，而是尸体上的“传染性物质”，因此，他在医院里放了一盆氯化水。从解剖室来到病房的人必须先在水盆中洗手，才能接触病人。医学生负责的病房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了。1847年4月，该病房的死亡率为18.3%；次月，洗手的规则开始被执行；6月，死亡率下降到了2.2%，7月和8月则分别为1.2%和1.9%。

塞麦尔维斯因此挽救了许多生命；但是，他没能说服其他内科医生相信产褥热与接触尸体带来的污染有关。就连愿意尝试他的方法的人也经常由于做得不到位而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塞麦尔维斯写了一本关于该主题的书，却收到了一些负面评价。他痛骂了那些批评他的人，此后，他的举止开始变得怪异，常常令他的同事感到尴尬。他最终被关到了精神病院里，在那里度过了余生，每日痛骂产褥热和那些不肯洗手的医生。

事实上，塞麦尔维斯的方法和理论对医学界的影响很小。当李斯特访问布达佩斯的一家诊所ーー被批评声包围的塞麦尔维斯不久前还在那里工作ーー时，没有人提过他的名字。李斯特后来回忆：“没有人向我提过塞麦尔维斯的名字，就好像整个世界和他的故乡都完全忘记了他的存在。”

巴德并不是唯一一个质疑霍乱的自然发生与空气传播常说的人。1854年，伦敦苏豪区爆发了严重的霍乱，住在附近的外科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对此展开了调查。斯诺在地图上标出了出现病例的地点，发现大多数感染者都从位于布罗德街（今布罗德威克街）与剑桥街（今莱星顿街）交叉路口西南角的水泵取水。就连貌似与该水泵无关的病例也在仔细考察后显露出与水泵的关联。例如，一名59岁的妇女住在离水泵很远的地方，但斯诺通过询问她的儿子得知，这名妇女经常去布罗德街，因为她认为该水泵的水味道更好。她喝了那里的水之后，没过两天就死了。

和巴德一样，斯诺总结道，霍乱是通过受污染的水源传播的，而不是通过空气中的有毒气体或瘴气传播的。为了支持自己的理论，他发布了此次疫情的地图。尽管当地政府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斯诺最终说服他们卸下了布罗德街水泵的手柄。在那之后，疫情很快就平息了下来。

此类事件使得医学界开始质疑疾病从肮脏之中自然发生、通过有毒气体或瘴气在空气中传播的主流观点。这种怀疑在1858年得到了进一步印证。伦敦市内，一股强烈的、挥之不去的恶臭弥漫开来，侵入泰晤士河边一英里内的每一个角落。酷暑的炎热让恶臭更加浓烈。人们竭尽全力避免与河水接触。“大恶臭”（The Great Stink）的源头是沿河岸堆积的人类排泄物——随着伦教人口的膨胀，这一问题日益严重。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以其在电磁学方面的成就著称——观察到，“渣滓形成的尘雾之稠密，在河面都能看见”。一天下午，他在乘船沿河而下时注意到河水是一种“淡棕色的浑浊液体”。恶臭十分浓烈，以至于议会的议员们不得不用厚布遮挡窗户，才能继续工作。据《泰晤士报》报道政府官员“决心深入调查此事，勇敢地走进图书馆”，然而由于整座建筑物恶臭弥漫，他们“被迫立即撤离，每个人都用手帕掩着鼻子”。

伦敦人认为，又脏又臭的河水产生的“有毒的臭气”（即瘴气）将导致城市爆发疫病。甚至有谣言称，已有一名船关因吸入有害蒸汽而死亡。数以千计的人因惧怕死亡而逃离了伦敦。为伦敦新建排污管道系统的资金筹集多年未果；卫生改革者们认为，如果议会这一次因为议员大量死亡而不得不采取情施，那真叫讽刺。然而，让大家感到奇怪的是，这年夏天并没有疫病爆发。

李斯特对手术助手的要求像对学生的要求一样高。有一次，他令助手颇为难堪。当时他正在病房里为病人治疗，让助手递给他一把手术刀。助手递了一把手术刀过来，李斯特将刀刃抵在手掌上，仔细检查了刀刃，发现它有缺口。李斯特神情严肃，慢慢踱到房间另一头，把刀扔进了火里。“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要求。助手又递给他一把手术刀，然而李斯特再次把它扔进了火里。病人们都惊呆了，教授烧掉自己器械的场景可罕见得很；学生们都来了精神，一会儿看看李斯特，一会儿看看我，人群外沿的人也极为好奇，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名助手事后写道。李斯特走回病床边，又一次要求一把手术刀。年轻的助手吓得瑟瑟发抖，第三次递刀过去。这一把终于合格了。李斯特直视助手的脸，训斥了他：“你怎么敢递给我一把你都不愿意用在自己身上的刀，让我用在这个可怜人身上？”

很快，李斯特就等到了在病人身上测试丝线的机会。一名妇女来找他治疗腿部的动脉瘤。李斯特用浸泡过石炭酸的蚕丝绑住了给瘤体供血的动脉。病人活了下来，直到10个月之后，由于另一个动脉瘤破裂而死亡。李斯特取得了该病人的户体，进行了尸体剖检。他发现，蚕丝已经被吸收了；然而，创口附近形成了一小团脓液，他担心这是脓肿的开始。显然，丝线不是他所期望的长期解决方案。于是，李斯特将注意力转向了另一种有机材料：肠线（catgut）。

“肠线”一词其实是误用。实际上，肠线通常是用绵羊或山羊的肠制成的，有时也可以用牛、猪、马、骡或驴的内脏制备。李斯特在给病人使用之前先在牲口身上进行了测试，这一次他选择了一头牛犊。他的外甥里克曼·约翰·戈德勒协助他完成了实验：“那次手术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剃毛并清理手术部位，一丝不苟地执行每一个消毒细节，包扎伤口用的是一条在石炭酸的油溶液里浸泡过的毛巾；同时，我外祖父的雪花石膏佛像一直在壁炉架上带着难以捉摸的目光思量着动物对人类的服务。”“一个月后，牛犊被屠宰了，牛肉被分给李斯特的助手们，动脉则被分离出来接受检查。用以结扎动脉的肠线已经完全被周围组织吸收了。

不幸的是，当他开始在病人身上测试肠线时，却发现人体对这种材料的吸收速度太快，以至于有让病人二次出血的风险。他用各种各样的石炭酸溶液进行测试，最终成功地减慢了吸收过程。等他将这篇报告发表在《柳叶刀》上之后，编辑们给他的评语是，肠线的意义“远不只是对手术实践的贡献”，因为它还证明了没有生命的有机材料能够被活体吸收。肠线很快就成了李斯特的消毒法的标准组成部分，而这只是他历年来用多种方式改进消毒体系的例子之一。

李斯特在致辞时称颂了这位法国科学家。他一如既往地谦逊、极力淡化自己在手术改革中的作用。相反，他称巴斯德为医学“掀开了愚昧的帘幕”。“你改变了外科学……让它从全靠运气的危险之举成为安全可靠的科学，”他这样称赞巴斯德，“你是新一代讲究科学的外科医生的领袖，医学界每一个聪明善良的人——特别是在苏格兰——都敬重你、依赖你、很少有人能与你相比。”若非由于说话能力在中风后严重受损，巴斯德很可能会对李斯特说出一模一样的评价。

李斯特的颂词结束后，听众席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巴斯德在助理护士的协助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拥抱了他的老朋友。根据这场庆典的一份官方记录，这一幕“就像以拯教人类为目的的科学家情同手足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