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作品信息
Testimony: The Memoirs of Dmitri Shostakovich
[俄]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 口述
[美]所罗门·伏尔科夫 整理
序章
1960年9月14日，作曲家协会为吸收肖斯塔科维奇入党举行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吸引了许多想看热闹的人：他们估计这位颠僧又有什么出奇的表现。他们猜对了。肖斯塔科维奇喃喃地念了他准备好的稿子，眼睛始终也不抬，只除了有这么几秒钟，他突然提高了声音：“我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听众期待着标准的、照例必须有的“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这几个字，然而肖斯塔科维奇大声地说，“……我的父母！”
正文
这个人为了躲避危险的现象，可能起自杀的念头。自杀是什么？左琴科向我作了解释。他解释说，死亡看起来可能像得救。关键是孩子并不懂什么是死亡，他只看到死亡就是不再存在了。他认为这能逃避危险，能逃开去躲避危险。这种逃避，孩子叫做死，因为死对他说来并不可怕。
当一个人病了的时候，他的感觉是孩子的感觉。这是他精神的最低水平，而孩子对危险比对死怕得多。自杀是慌忙地逃避危险。这是一个被生活吓坏了的孩子的行为。
我在不愉快的一生中饱经忧患，但是有些时期凶险四伏，使我特别觉得大祸临头，于是我更加感到畏惧。在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时期里，我险些自杀。危险使我毛骨悚然，我看不到任何其他出路。
我完全被畏惧束缚住了。我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我的过去已被一笔勾销，我的工作和才能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了。看来未来的凄凉不会稍逊于现在。那时，我走投无路，只希望自己能消失，这是唯一可能脱身的出路。我津津有味地想到这种可能性。
在那个生死关头，我所熟悉的左琴科的思想给了我很大帮助。他不说自杀是兴之所至，而说自杀纯粹是稚气的行为。它是低级精神对较高级精神的反叛。其实也不是叛逆，而是低级精神的胜利，完全的、最后的胜利。
有一次，我和一个熟人一起喝酒，那天晚上他向我倾吐了肺腑之言。他在我这里过了一夜，但是我们都睡不着觉。他向我承认，有一种欲望折磨着他。是一场恶梦，这就是我所发现的。你看，他从小就喜欢读描写严刑拷打和死刑的书，这是他的怪癖。有关这类残酷行为的书他无所不读，他把书名数给我听，相当多。我想，奇怪，因为在俄国施用酷刑是避免留下任何痕迹的。我不是指肉体上的痕迹——肉体上的痕迹总是要留下来的，虽然现在有一种科学可以使严刑拷打在肉体上不留什么伤痕。我是指文字的痕迹。但是结果证明，在俄国也有有关这个题材的文字记录。
还有。这个人承认他对酷刑的描述感兴趣只是为了掩盖他的真正欲望：他自己想虐待人。我本来认为这个人是个正直的音乐家，但是越听他说下去，我越不相信过去这种看法了。他不断地讲着，喘着气，全身哆嗦着。
我的这个熟人在他一生中也许连一只苍蝇也没打死过，但是从他所说的话来判断，这并不是因为他厌恶死刑和死亡。相反，血和一切能造成流血的事情都使他兴奋，对他有吸引力。那天晚上他告诉我许多事情，例如伊凡雷帝的那个有名的刽子手斯库拉托夫是如何对待落在他手里的人和他们的妻子的。他叫这些女人骑在一根绳索上，然后用这绳索把她们锯成两半。拉着她们的两腿一来一去，一来一去，直到锯成两半。
据他描写，在那些日子里使用的另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法是这样的。御林军在场地上找两棵相距不远的茁壮的树，爬上去把树压弯下来，使两棵树的顶部几乎碰在一起。然后，把人绑在两棵树的树顶之间，使他成了一个人结。他们把树一松开，受害者就撕成两半。他们也用马来这样取乐：把人绑在两匹马之间，然后驱马朝相反的方向奔驰。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斯库拉托夫的虐待狂行为，尽管我知道他的其他许多事情。我还第一次听到审判动物的事。人们还干这种事，因为他们觉得光是虐待人还意有未足。当然，虐待动物是一向都有的，谁有这份精力谁就能这么干。但审判动物看来特别恶毒。不仅折磨动物，而且还借口遵守法律，我认为这里面有种要把动物拉低到人的水平的欲望，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动物当人对待。事实上，他们是企图使动物变为人，所以，其实是人变成了野兽。
这种种虐杀都发生在不很久以前，只有几个世纪。他们开庭审判牛、马、狗、猴子，甚至还有老鼠和毛虫。他们认为它们是魔鬼，是人民的敌人。他们虐杀这些动物，河水被血染红了，牛哞哞地叫，狗嚎叫呜咽，马嘶声长鸣。它们受到审讯，而学会哞哞叫的牛专家担任翻译。我能想象这是怎么进行的。“人民的敌人是否承认这个这个，那个那个？”牛默不作声。于是他们用矛刺进它的一侧。牛哞哞地叫，那位专家翻译为：“它完全承认对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
沉默是有罪的标志，哞哞叫也一样是有罪的标志。火刑、血、过分兴奋的刀斧手。时间？17世纪。地点？俄国，莫斯科。也许是昨天吧？我不知道。这里，谁是野兽谁是人？我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混淆了。后来我又不止一次听到审判动物的事。但是在那个难忘的夜晚，我毛骨悚然地望着这个人，我的这个客人。他像变了一个人，脸上通红。他平常是个沉着、理智的人，但是现在在我面前的是另外一个人。我清楚地看到他和那些行刑者是同类，是卑鄙的渣滓，他晃着手臂，声音发抖，语言断断续续，但是并非由于愤慨，而是由于兴奋。
后来他安静下来，突然泄了气。我满怀厌恶地望着他，毫无怜悯。没有，丝毫没有怜悯。我想：你无可救药了，你渴望权力。梦想折磨别人，你所以没有成为刽子手只有一个原因：你是个懦夫。
我当面对他这样说了。这是我的原则，有话就说，而且全都说出来。他哭了，后悔了，但是从那以后，他在我心目中便不再是音乐家了。我意识到自己过去把他看错了，因为这种嗜血的欲望是一种倒行逆施的心理，而倒行逆施的人不能理解艺术，特别是音乐。
有时候，人们说到或写到德国死亡营的头子喜爱并理解巴赫和莫扎特，等等。还说他们听舒伯特音乐时流下泪来。这些话我不相信。这是谎话，是记者撒谎。从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个真正理解艺术的刽子手。
但是这些不断传说的故事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人们这么希望暴君成为艺术的“赞助人”和“爱好者”呢？我想有几个原因。首先，暴君是又卑鄙又聪明又狡猾的人。他们知道，对他们的肮脏勾当说来，如果他们装出一副风雅饱学的模样，那要比露出无知、粗野的腔调有利得多。让那些动手干这种事的人，那些爪牙去当粗汉好了。爪牙是以粗鲁为荣的；但是大元帅必须始终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智者。这样的智者有一套庞大的机器为他服务，写书做文章赞扬他，还代他写演讲稿，代他写书。任何事情，任何问题，都有一大批研究人员为他准备书面材料。
所以，你想做建筑学专家吗？当然行。只要下一道命令就是了。亲爱的领袖和导师，你想做绘画艺术的专家吗？当然行。配器专家吗？有什么不行？或者语言学家？你只要开口就是了。
至于那个所谓崇拜莫扎特的死亡营主管，他有一个负责思想的助手，助手又有自己的助手。一般地说，只要我一个受害者就行了。这个受害者说，莫扎特是个优秀的作曲家，那个刽子手在场，听到了，于是把他绞死，而把关于莫扎特的话放在自己嘴边，好像是出自他自己的思想。他是两次抢劫了这个受害者，抢走了他的生命，还谋到了一份遗产。而他周围的所有人都说：“瞧他多么有教养，多么聪明，多么文雅。”
所有的走卒爪牙、谄媚之徒和卑鄙小人也无不拼命想要他们的领袖和导师成为无可争议的绝对的思想巨人和大文豪。这就是这些脏的谎言得以继续存在的第二个原因。
这一切都简单之至。假若领袖没有写过书，光会宰割人民，那他成了什么人呢？这用不着到百科全书里去找答案，也不需要等待着从下一期杂志上寻字谜的答案。答案很简单：他是一个屠夫，强盗。那么，谄媚之徒也就成了屠夫和强盗的走卒。谁肯承认自己是这种东西？人人都愿意自己清白，既然新的黎明已经到来。
(所有的暴君全都说人们渴望已久的黎明来到了，而且总是在他这个暴君的统治下来到的。在最昏暗的黑夜里，人们表演已经到来的白天的喜剧。有些人遵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原则进入了角色，这的确能打动未入门的人。）
我永远不相信到处都只有傻子。他们一定是戴了假面具——这是一种求生的策略，可以使你保持最低限度的体面的策略。如今所有的人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了解。我们相信了斯大林。我们中了诡计，上当受骗了。哎，多么可恨的骗局。”
这种人使我感到生气。是谁不了解？谁中计上当？是不识字的挤奶老太婆？利戈夫斯基大街那个擦皮鞋的聋哑人？不，他们似乎都是非常富有学识的人——作家、作曲家、演员。他们是为《第五交响乐》鼓掌的人。我决不相信一个完全无知的人听《第五交响乐》会有什么感受。他们当然是理解的，理解周围发生的事，也理解《第五交响乐》表达了什么。”
这种情况使我更难于创作。听来一定很奇怪：听众理解你的音乐，反倒难于创作。在多数情况下也许正好相反：当听众能够理解的时候，写起来比较容易。但是这里的一切都是颠倒的，因为听众越多，告发者就越多。理解你要说的是什么的人越多，他们去告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环境非常困难，而且随着时日的推移，越来越困难。说起来可哀、不愉快，但是既然我要说真相，我就一定要谈起它。事实是，战争帮了忙。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悲伤，使生活非常非常艰难。无限悲伤，无数眼泪。但是战前的日子更加艰难，因为人人都是暗自悲伤。
甚至在战前，列宁格勒也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失去亲人，或是父亲，或是兄弟，即使不是失去亲人，也是失去亲密的朋友。人人都有为之一哭的人，但是只能无声地哭，蒙着被子哭，不让任何人看见。人人彼此戒备，悲痛压在心里，窒息着我们。
悲痛也窒息着我。我应该把它写出来，我感到这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我应该为所有死去的人、曾经受苦的人写一首安魂曲。我应该叙述那可怖的杀人机器，表示出我对它的抗议。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呢？我那时已经不断受到怀疑，评论家们已经在数我的交响乐大调的占百分之几，小调的占百分之几。这压抑着我，夺去了我的创作意志。
战争来了，这成了大家共同的悲哀。我们可以诉说悲哀了，可以当着人哭泣，为失去的亲人哭泣了。人们不再怕眼泪流下来，终于，习惯于流泪了。时间是够大家养成这种习惯的：整整4年。正因为这样，战后的日子十分难熬，因为眼泪突然间又完全堵住了。那个时候，我把我的许多重要作品放进书桌的抽屉，搁了很久。
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并非每个人都有，至少不是每个人始终都有。我自己对这一点的感触很强烈。由于战争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情的人不止我一个。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一点。精神生活在战前几乎被压制得毫无生机，而这时却饱满了、热烈了，一切都变得鲜明，有了意义。大概许多人认为我在写了《第五交响乐》之后恢复了生命。不是的。我是在《第七交响乐》之后恢复生命的。终于可以和人们交谈了。虽然仍然困难，但是可以喘口气了。因此，我认为战争年代对艺术来说是富饶的年代。不是到处都这样。在别的国家，战争很可能要干扰艺术。但是在俄国——由于一些可悲的原因——艺术却繁荣了。
《第五交响乐》的创作和上演是在1937年，即大恐怖的高潮时期。首次公演于列宁格勒这个遭受到特别无情的镇压的城市；演奏时，许多听众潸然泪下。
总之，即使这件说不清楚的关于《第九交响乐》的事的确是真的，还是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尤其不能证实斯大林喜爱贝多芬。我们是否应该把战前大剧院在斯大林直接命令下上演《女武神》这件事当作他喜爱瓦格纳的证据呢？其实这是宣告他喜爱希特勒。
《女武神》的故事太可耻了，值得一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生效了。我们应该爱法西斯主义者了。我们爱得太晚，但是正因为如此，才爱得更热烈，就像一个半老的寡妇爱上了隔壁的魁梧的小伙子。
他们把犹太人从比较重要的职位上赶了下来，以免德国人看了刺眼。例如李维诺夫，被解除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但是，这些说来还只是消极的行动。还需要积极的行动。行，他们把几百个在苏联避难的德国反法西斯战士和德国犹太人交给了希特勒。但这太少了，太不堂皇了，没有公开，也没有张扬。只能算是利市。需要的是鼓乐暄天和热烈的高加索式的爱。要大动感情，“绝妙的茶，绝妙的糖果”，像那诗人说的。于是他们想起了瓦格纳。
战前，瓦格纳的歌剧在俄国一直是演出的，但不知怎么显得疲弱无力、苍白。形形色色的障碍很多。人们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反动的浪漫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于是他们写文章对他百般侮辱。然后，突然间情况又变了。（“突然间”这个词在这里出现有如一出低劣的戏文中的信使。每当情节需要加强些味道的时候，信使就跑来宣布：“你所爱的人死了！”或者“敌人攻进城里来了！”全是突然间。这种写法太蹩脚，只有蹩脚剧作家才这么写。我口才太差。自然，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突然间”发生的。）原来是斯大林想更紧地拥抱希特勒，要配上响亮的音乐。什么都必须像一家人似地和和美美，像老早那样。威廉和罗曼诺夫是血统上的亲戚，斯大林和希特勒是精神上的亲戚。
最适合为俄德友谊配乐的作曲家是瓦格纳。人们便打电话叫艾森斯泰因赶快在大剧院上演《女武神》。为什么找艾森斯泰因这个电影导演？他们需要一个名气响亮的人。瓦格纳的歌剧必须大吹大播，像音乐一样响亮。最重要的是，导演必须是不信犹太教的人。艾森斯泰因的父亲还是个德国人，一个改了教的犹太人。
艾森斯泰因没有立刻领会请他办这件事的用意。他打电话给犹太人画家蒂什列尔，请他当这次演出的舞台设计。
蒂什列尔是个聪明人。他说：“你疯了吗？难道你不知道这次演出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会让你在海报上写我的名字的。这次演出必须与犹太人毫无牵连。”
艾森斯泰因笑了，他仍然不想去弄懂别人都已明白了的道理。也许他是假装不懂，但是不管怎样，他说：“我管保你能为这次演出工作。”没过几天，他又来了电话，这次不笑了。他表示歉意。“你那天说得对，”艾森斯泰因对蒂什列尔说，接着挂上了电话。
普罗科菲耶夫去找他的朋友艾森斯泰因。我在这里用“朋友”这个词是出于习惯，尤其是用它来指艾森斯泰因和普罗科菲耶夫这两个人的时候。我不大相信他们两人中有哪一个是需要朋友的。他们两人都落落寡合，对人冷淡，但是至少他们彼此还尊重。艾森斯泰因过去也是梅耶霍尔德的学生，因此普罗科菲耶夫请这位电影导演来完成《谢苗·科特珂》的上演。
艾森斯泰因拒绝了。当时政治气候已经变了，在那个美妙的时代，即令是在一部歌剧中攻击德国人，也是不许可的。这部歌剧的前途看来值得怀疑。何苦卷入一场政治上可疑的冒险事业呢？因此艾森斯泰因说：“我没时间。”我们知道，他导演《女武神》是有时间的。
这两部作品后来的经历是有趣的，非常非常有趣。《女武神》首次公演时十分隆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法西斯的大使全到了。评论文章一片赞美声。一句话，是艺术战线上的又一次胜利。《谢苗·科特珂》呢，险乎夭折，它的问世是侥幸。戏里的德国人当然没有了，换了一支无名无姓的占领军。尽管如此，当权者还是感到不愉快。斯大林一想到触怒德国人就感到惊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每逢排练必到，每次都皱着眉头，一言不发就走了。这是很不吉利的兆头。
最后、维辛斯基亲自到场。他是斯大林的亲信。一个混蛋兼屠夫。显然是领袖和导师派他来查查，在这个以斯大林所尊敬的人（我是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命名的剧院的舞台上究竟在宣传些什么煽动性的思想。在苏联总检察官维辛斯基的英明指导下，这部歌剧安排妥帖了。他相信这部歌剧的情节是合适的，只要把德国人，就是说只要把占领者ーー不论他是谁ーー的戏减少分量就行了。让白匪军当敌人。“敌人在哪里？”正如他们在歌剧《为沙皇献身》中唱的，这部歌剧现在改名为《伊万·苏萨宁》。只要有敌人就行。任何敌人都行。只要有可以交手的人，就不必过分明确他是谁。
就这样，这部半死的作品又活了，但是没有人喜欢它。大家都喜欢瓦格纳，因为，很明显，瓦格纳是斯大林喜欢的，接着，突然间又来了战争！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瓦格纳再一次从剧目单上划掉。他又同坏人为伍了。而我们所有的教授和副教授大音乐评论家和小音乐评论家，全都开始指指点点地教训起瓦格纳来了，好比对教养所里的少年罪犯似的。他们说瓦格纳交错了朋友，到错了地方，做错了事。至于他们对他的喜爱，从来没有过这么回事。
所以，这是一部二幕悲剧，带序幕和尾声，正如我们看到的，历史在重演。一个人在一生中能看到同一出闹剧重演两次、3次，如果你运气好，能在我们这个多事的时代活上六十多年，跳过几个可怕的障碍物的话，你还能看到第四次。